《三国志》是陈寿所撰写的中国古代“二十四正史”之一，堪称纪传体史书的典范之作，历代学者对其评价颇高。陈寿的《三国志》文字简洁盛谷策略，构思精炼，但在裴松之为其作注后，原本简明的史书变得更加详细、充实、且富有可读性。
《三国志》在陈寿创作约一百三十年后，南朝刘宋的文帝刘义隆，通过他自己对历史的精通，指出这本书“失在于略，时有所脱漏”，因此，刘义隆命令中书侍郎、西乡侯裴松之（山西省闻喜县人）对《三国志》进行注释和补充。
裴松之从此开始广泛搜集史料，认真践行皇命。在公元429年（元嘉六年），他完成了引用了超过一百四十种文献资料的《三国志注》，这一版本使得《三国志》更加详尽，并且充满了更多的历史背景信息。裴松之不仅大幅度地扩充了《三国志》的内容，还针对书中的一些事件和人物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考证。
以下便是裴松之注释中几个重要的增补和考辨。
展开剩余81%一、增补已有内容
陈寿的《三国志》虽然简洁有力，但也有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事迹未能详尽叙述。裴松之广泛引用各类史料，细致补充，帮助读者更加清晰地了解历史。这样的注释是《三国志注》的核心内容之一。
例如，《魏志·魏武帝纪注》通过引用曹魏史学家王沈、荀顗、阮籍编撰的《魏书》，补充了曹操在建安元年盛谷策略，开始在许昌实施“屯田自养”政策的情况。这一补充细节丰富了曹操如何通过屯田来增强军队粮草供给的过程。
此外，《蜀志·诸葛亮传注》引用了东晋史学家习凿齿所著《汉晋春秋》，详细补充了蜀汉丞相诸葛亮于建兴九年出征祁山，并与曹魏军交战的经过。
《吴志·孙权传注》则通过引用西晋学者虞溥的《江表传》，补充了赤壁大战前曹操给孙权写信的背景，进一步揭示了当时两国间复杂的外交形势。
在注释过程中，裴松之还特别注明了补充的原因。例如，《魏志·王粲传附吴质传注》中，他在引用曹丕写给吴质的《与吴质书》时，特别解释道：“松之以本传虽略载太子此书，美辞多被删落，今故悉取《魏略》所述以备其文。”他指出，《魏略》中的文字更为完整，帮助补充了陈寿版本中的缺失部分。
二、添加遗漏部分
陈寿的《三国志》中盛谷策略，有许多三国时期的重要人物和事件被遗漏。为弥补这一不足，裴松之开始补充这些遗漏的史实，使得全书更加完整和全面。
例如，在《魏志·武帝纪注》中，裴松之通过《魏书》补充了曹操在建安二十二年发布的一个重要“号令”，《魏志·明帝纪注》则依据《魏略》，添加了关于骑都尉孔桂的传记。
另外，《魏志·王朗传附王肃传注》引用了《魏略》，补充了包括曾在曹操军中任职的贾洪在内的六位重要人物的生平。又如，《魏志·杜夔传注》结合魏晋学者傅玄的文章，加入了曹魏时期机械发明家马钧的生平事迹，展现了古代技术创新的脉络。
此外，《蜀志·杨戏传》在结尾部分补充了《益部耆旧杂记》中的三位人物传记。这一补充内容在现存的《三国志》版本中已被广泛接受，但清代学者钱大昕认为，这实际上是裴松之的增补。
三、考辨误记
除了增补遗漏内容，裴松之还通过严谨的考证，纠正了《三国志》中的一些错误。裴松之对于一些记载提出质疑，并用证据支持自己的观点。他将这些考证结果整理成注释，使得《三国志》成为一部更加准确的历史文献。
例如，《魏志·武帝纪》中提到“官渡之战”前，曹操的兵力“兵不满万”。裴松之通过其他史料，如《荀彧传》，指出这一记载不符合实际，表明曹操的军队兵力远超万人的可能性。因此，他在注释中明确指出，官渡之战时，曹军的兵力绝不应少于十万。
在《魏志·明帝纪》中提到，魏明帝曹叡去世时年仅三十六岁。裴松之对这一说法提出质疑，并依据曹操在建安九年攻占邺城的历史事件，推算出曹叡的出生年份，进而指出，曹叡去世时应为三十五岁，而非三十六岁。
裴松之有时也参考其他史学家的考证来纠正《三国志》中的错误。例如，在《吴志·朱然传注》中，他引用东晋史学家孙盛的考证，指出《三国志》中的赤乌五年与吴嘉禾六年的日期混淆，进一步揭示陈寿的史料错误。
此外，在《蜀志·诸葛亮专注》中，裴松之通过对比《魏略》和诸葛亮自己所写《出师表》中的描述，考证出诸葛亮与刘备首次见面的真实情况。他认为，既然当时还有知情人存世，诸葛亮的记载更为可靠，因此确认了“非亮先诣备”这一历史事实。
总结
通过裴松之的注释与增补，今天我们所阅读的《三国志》不再是仅有陈寿原版的简略记载，而是通过大量史料和考证，形成了一个更加丰富、完整的三国历史图景。裴松之不仅纠正了原书中的误记，还填补了历史空白，使得这部史书更加权威且充实。研究三国历史，若忽视了裴松之的注释，我们将难以全面、真实地掌握魏、蜀、吴三国的历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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